“八孩母亲”案逆转背后……

江苏徐州市丰县“八孩母亲”案再有进展。徐州市官方发布通报，与杨姓女子（官方通报称杨某侠）生育八孩的男子董志民（官方通报称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将杨女士从云南带到江苏的桑姓女子（官方通报称桑某妞，48岁，云南省福贡县人）、时姓男子（官方通报称时某忠，67岁，江苏东海县人，桑某妞丈夫）涉嫌拐卖妇女罪，上述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杨女士作为一名精神失常的女性，被人拐卖且生了八个孩子，其遭遇令人唏嘘，而丰县官方草率发出没有拐卖行为的通报，更令舆论十分愤慨，这也是该案半个多月来一直受舆论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

如今董志民涉嫌非法拘禁、桑姓女子及其丈夫涉嫌拐卖妇女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表明这一事件就是刑事案件。网络舆论在推动官方查出事件真相方面发挥了重要监督作用。

西泽研究院赵建教授发文认为，“丰县八孩锁链母亲”事件引发热议，甚至在整个社会造成了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而让人诧异的是，官方三次公布事件调查真相，说法都不一样，更加增大了公众的质疑。有人说徐州丰县已经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没有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微信微博等自媒体，这样的事件可能永不见天日。因此，在信息化浪潮之下，基于自媒体的“围观”真的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

赵建指出，媒体多元化、媒体自治，的确是一种社会进步，当然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噪音和喧哗。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社会大众表达自己、释放情绪的重要空间，它正在为渐进式的社会治理改革做出重大的贡献。通过围观，即使仅仅是围观，让每一个个体的声音都发表出来，让每一个光明的或黑暗的角落让大家都看见，这才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真正体现。

互联网塑造的零边际社会，正在重塑中国这个具有超级规模效应的大国经济“国运”。从技术形态上，信息技术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并非一个非常理想的公共空间，信息和内容因为被严格管制处于半垄断状态，谣言“自甄别”能力严重缺失。人们处在人声鼎沸的“广场”上，没有经过知识和真相过滤的“标题党”和假新闻一浪高过一浪；“乌合之众”和“狂热分子”的羊群行为模式，隐藏着个体理性的丧失和集体行动的狂热，在群体主义幻觉中造就混乱、盲从和非理性化冲动。

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广场”上的波涛汹涌，其深层原因还来自于当前我国所处的快速的城市化浪潮，当农耕文明分散的村落生产和小农家庭作业模式，快速积聚到城市空间的时候，公民身份形成的是另一种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模式。

一方面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虽然赋予了人们钢筋混凝土式的现代生活空间，但是并没有相应的提高人们对公共社会的理解和对市民身份的再确认，这为中国新时代面向城市为主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生活参与感和信息知情权的失落，使得民众对基于新媒体传播模式下的碎片化和标题党式的信息更为敏感，也更为情绪多变和激愤焦虑，甚至可能是“塔西佗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

于是在舆情事件频繁发生的当下，政府如何主动应对舆论浪潮的挑战，建立更加富有场景性和理性导向的语言体系和传播界面，保持公共治理能力在快速的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与时俱进，丰富和扩大公民信息和话语生活的参与形式，将是推进我国现代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西泽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