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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兵败阆中蟠龙山，是发生在清廷武力平定“三藩之乱”初期的一次很有影响而又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由于它是大清王朝满洲八旗劲旅所取得的一次难以启齿的军事败绩，故有清一代的《四川通志》、《保宁府志》和《阆中县志》均无载记。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吴三桂举兵反。康熙立即组织起了以满洲八旗为主力的精兵强将前往征讨。就四川而言，康熙敏锐地感到“贼兵必犯巴蜀”，故在吴三桂反的第二天，就下令命驻镇西安的西安将军瓦尔喀、副都统佛尼勒率所部星夜赴蜀，以备守御。为加强其军力，第五天，康熙又任命戍守京城的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率副将军胡里布、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颜布等八旗劲旅兼程之四川。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初十，赫业在太和殿跪接康熙的敕谕将印，康熙出西长安门为之送行，并命众大臣在郊外为之饯行。如此的高规格，充分表达出了康熙对入川战略的倚重。康熙所倚重的，则是期望自己充分信赖的大兵合军后齐心协力，谋定而动，尽快控据自滇入川的险隘之地，并相机进讨云南 。
康熙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官吴之茂，谭弘等以四川叛附吴三桂。情势的突变，打乱了康熙的既定谋略。康熙不得不被迫迅速作出相应的调整部署，主要有：加强了西安、汉中的兵力驻防；赋予了先行的西安将军瓦尔喀相机招抚的便宜之权；新任命了周有德为四川总督，张德地为四川巡抚，尚书莫洛为经略，以加强大兵的馈运供亿；创设了每四百里置笔帖式制，以求政令军情的快捷畅通。虽然作出了“必俟四川全定，方图进取（云贵）”的新的战略规划，但当获知赫业，瓦尔喀“已攻克七盘、阳平、朝天等关，直抵保宁”的消息后，欣喜之余的康熙信心满满地谕旨兵部：“克期底定全川，并剿云贵”。
然而，情势的发展，又很难遂康熙之愿。虽说合兵之后的八旗劲旅在三月十八日就夺取了阳平关，四月二十八日占领了七盘关，五月初五力拔了朝天关，至少在六月初一之前，大兵就直抵保宁了，然而却在其后将近半年的期间，仅仅取得了“大兵在保宁，与贼相持”的局面！为尽快克复“较岳州城（今湖南省岳阳市）更坚”的保宁城，以达到“克期底定全川，并剿云贵”的方略，康熙更遣“无可牵掣”的“懿亲”“前往剿贼”。他“授多罗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同固山贝子都统温齐、辅国公绰克托、贝子准达”等率所领骁骑赴四川。然而这支堂而皇之的皇亲国戚的精锐骁骑之师，不知何故，竟然从六月二十五日受命起，至十一月初一康熙无奈下令“撤保宁兵回”止的五个多月期间，竟然未曾踏进四川一步！康熙是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重要，何况是在八旗精锐已孤军深入的情况下，为确保“挽运粮饷”、“源源接济、毋令匮乏”，可以说康熙作了十分周密的安排和严格的要求。然而，入川深入到保宁的清军依然惨遭了“饷匮”的沉重打击，而给予其沉重打击的，正是据保宁阆中与八旗劲旅相对峙相抗衡的吴之茂统领的四川叛军。吴之茂一方面组织精兵固守保宁阆中，使清军不敢轻举妄动；一方面组织精锐偷袭劫掠清军后方千里粮运补给线，终于造成了进剿四川的清军“粮运阻绝”、“糗粮难继”的极为不利的局面。由是导致了征讨四川的总兵官王怀忠标下四千绿旗官兵因缺饷达两月之久而四下逃散，也导致了深入保宁阆中的西安将军瓦尔喀上疏告急：“今欲剿贼，兵力单薄，运馈不至，乞发兵救援”。更导致了康熙不得不作出从保宁撤军，再图恢复的决定。由于粮饷的阻绝，康熙对“王怀忠标下逃兵”（应该说，“王怀忠标下逃兵”事件，与大清的满八旗、汉八旗和绿旗间严格的等差攸关），采取了“辜宽其罪”并“商酌抚纳”的处理方法，对保宁撤回的大兵，尤念其“困乏已极”、“劳苦已极”，不但派兵沿途接应，而且还“每人赏银十两”；不但及时补足了“马匹铠仗”，而且特降旨“恤其劳苦”、“节其劳”、“宽其罚”。然而，令康熙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支为康熙所信任，所倚重，所冀望、所怜爱的进征四川的满洲八旗劲旅，居然在保宁阆中的蟠龙山被打了一个大大的败仗，而且这一损兵折将的败绩居然被隐瞒得朝廷毫无所知。若不是后来因本该撤回而未见撤回的正二品护军统领喀锡泰的“绝无踪迹”，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极大怀疑并严加盘审，恐这一被康熙定性为“我国家创业以来，从未有此行事”的“大清兵败阆中蟠龙山”的史事便可能被那些在保宁阆中吃了大败仗的八旗官兵们人为地隐瞒和封杀。
两年之后，因整个战局的稍缓，康熙才顾得上来理抹这桩历史疑案。他首先绝无仅有的敕令将自保宁撤回的所有官兵“俱令来京”，然后采取了恩威并重，区别对待，抓住重点，一查到底的方式方法，终于将这一“隐匿不举、殊干法纪”的保宁败绩给挖了出来。康熙立即对一应相关将军、贝勒、王公及官员进行了相应的惩处，对阵亡的将佐们进行了必要的追赠和祭葬，并籍此警谕全军：“我国家军法严明，从无苟且玩忽之弊，嗣后各将军……若仍蹈袭故辙……严加治罪”。单就“大清兵败阆中蟠龙山”的事件而言，其战况并不复杂。康熙所派遣的西安将军瓦尔喀和安西将军赫业两支八旗劲旅，至迟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下旬就兵抵保宁阆中城了，或因鞍马劳顿，或因敌情不明，或因敌军太强，八旗兵并未按照康熙的要求进军克复保宁，而是选择了阆中古城近郊东北的蟠龙山安营扎寨。凭借其居高临下的优势，既可洞悉敌军的动向，又可俯冲敢于进犯之敌。然而，孤军深入与敌相峙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后援不至和粮草不继。由于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董额的迟迟不入川，再加上千里蜀道军粮的受阻和遇劫，遂导致了四千绿旗兵因缺粮两月而逃散，也导致了孤立无援食不果腹的扎营阆中蟠龙山的八旗兵军心不稳，人心惶惶，以致于吴三桂的心腹战将王屏藩的大军入驻阆中都无所觉察，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更无所防范。当王屏藩等统领精锐分兵夹击直冲军营而来之时，猝不及防的八旗兵顿时乱成一团，纷纷弃营而逃。虽然也有不少清兵自觉地加以抵抗，但这种既无充分准备又无统一指挥的抵抗只落得了惨败的下场。虽然如同大清惯常的手法对八旗参战兵力实行保密一样，从不公开其具体的伤亡人数，但从《实录》所载事后康熙对其阵亡将领追赠的系列名单中，最低级别的护军校也是官秩正六品，可见其下还有众多的将士，难以得到追赠。据此判知，在保宁阵亡的八旗兵实在惨重。当伤亡惨重的八旗军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突然得到了因粮运艰难，撤兵汉中的命令后，从保宁回撤的八旗官兵便趁势将这一极不光彩的败绩隐瞒起来了。大清兵败阆中蟠龙山，是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初期的一次战略决策的重大挫折，它导致了康熙“底定四川，并剿云贵”的方略，由康熙十三年（1674年）初延宕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底才重新得以实现和完成。大清兵败阆中蟠龙山，是康熙和清廷所信赖、所倚重、所凭籍的满洲八旗劲旅的一次从未有过的惨败。从中所暴露出的八旗官兵的“行动迟缓”、“贻误军机”、“将领不能约束兵丁”、“肆行不法”、 “妄行控告、”“布匿名扎惑众”、“官兵相互隐藏不举”等众多“殊干法纪”之行为，成为了康熙明谕的“我国家创业已来，从未有此行事”、“我国家军法严明，从无苟且玩忽之弊”的恶劣先例。大清兵败阆中蟠龙山，是阆中历史上的一次双方集结兵力最多，对峙时间最长的征战。它再一次以无可辩驳的史事充分证明和彰显出了阆中在四川、在西南地区的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由于它事关阆中、四川、西南地区有关平定“三藩之乱”初期的一段历史，故有必要深入挖掘梳理其史事以闻。虽然因地方志的断挡和从无专家学者的关注而凭添了研究的难度，虽然在现存的史料中，最权威的《清圣祖实录》（下省称《实录》）和经康熙审定的《平定三逆方略》（下省称《方略》），以及民国初年清朝遗老参与编修的《清史稿》，均系清王朝单方面的史料，难免因立场和利益的不同而失之于偏，但它毕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和十分清晰的历史印迹。以下将依凭以《实录》为主的相关载记节录以闻，并为之研究者提供一定的方便。一、《实录》卷四十二，康熙十二年七月庚午（一六七三年七月初三）平西王吴三桂疏言：“臣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1662年）迁移，至康熙三年（1664年）三年迁完。虽家口到滇九载，而臣身在岩疆，已十六年。……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持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得上谕曰：王自归诚以来，克殚忠荩，戮力行间，功绩懋著。镇守岩缰，宣劳岁久。览奏请撤安插。恭谨可嘉。……著议政王大臣等，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方略》卷一，康熙十二年七月庚午“吴三桂疏请撤兵。三桂山海卫人……三桂迎降，命封为平西王……顺治五年（1650年），同将军李国翰等至汉中，驻镇其地。及全蜀既定，随大军平云南……叙功封平西亲王，遂留镇滇。……阴蓄异志。其旧部将则陕西提督王辅臣、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总兵吴之茂、云南总兵马宝等时资给之，倚为心腹。及可喜乞归奏允，三桂不自安，乃具疏请撤。……”《实录》卷四十三，康熙十二年八月癸卯（八月初六）“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平西王吴三桂具题请撤安插。应将王本身，并所属官兵家口，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云南地方……应暂遣满洲兵戍守。俟戍守官兵到日，该藩起程。……又一议，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平定，总无乱萌。今若将迁移，不得不遣兵镇守。兵丁往返，与王之迁移，沿途地方民驿苦累，且戍守之兵，系暂居住，骚扰地方，亦未可定。应仍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得上旨曰：……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实录》卷四十三，康熙十二年八月辛酉（八月二十四日）：“上手诏平西王吴三桂曰：……王夙笃忠贞……释朕南顾之忧……但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搬移安插。……”《实录》卷四十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丙辰（十二月二十一日），“差往贵州备办吴三桂夫船刍糗事务，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驰驿到京。奏称云南贵州总督甘文焜向臣等言，吴三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以所部兵反……上召议政王大臣等，面谕曰：今吴三桂已反，荆州乃咽喉要地，关系最重。著前锋统领硕岱，带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荆州，以固军民之心。……其陆续遣发大兵征剿之处……议政王大臣等……从之”。《实录》卷四十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丁巳（十月二十二日），“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疏报：吴三桂反，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师。以明年甲寅为周王元年……”《方略》卷一，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十一月二十一日），“三桂素蓄异志，阳请撤兵；既报可，与其党日夜谋益急，踪迹甚密，数迁行期……三桂虑谋之事泄，遂于是月二十一日勒兵反，执国治杀之……”——姑且不论吴三桂是蓄谋反，还是被逼反，总之，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由此开始，虽然《实录》和《方略》均出自康熙朝并由康熙审定，难免失偏，但它毕竟为研究其史事的第一手资料，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二、《实录》卷四十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丁巳（十二月二十日）， “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四川，谕曰：四川与滇省接壤。今吴三桂已反。尔可率副将一员，悉领骑士，选拔将领，星夜赴蜀。凡自滇入川险隘之地，俱行坚守。大兵不日进剿云南，俟我师临境，贼势渐分，倘有乘之机，尔即与提督相机进讨。”《实录》卷四十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壬戌（十二月二十七日 ）“命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率兵同将军瓦尔喀等，由汉中入蜀。护军统领胡礼布为副将军，偕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颜布同往”。《实录》卷四十五，康熙十三年正月戊辰（一六七四年，正月初三），“谕陕西总督哈占，今副都统扩尔坤领兵将往西安。俟将军赫业等至汉中，与将军瓦尔喀同进四川。如汉中必须守卫，尔可同扩尔坤，与西安副都统酌议以行。又谕将军瓦尔喀，朕思贼兵必犯巴蜀，尔所部官兵无多，应战应守，宜熟筹以行。尔须兼程前进。当即令将军赫业，胡礼布等率领大兵，随后为尔应援。又谕将军赫业、胡礼布、瓦尔喀等，京城所发官兵，听赫业、胡礼布统辖。西安官兵，听瓦尔喀统辖。两军会合时，毋得各分彼此致有不睦，须同心协力，以副朕委任之意。”《实录》卷四十五，康熙十三年正月乙亥（正月十日）“上御太和殿……安西将军都统赫业帅师之四川。赐之敕印。谕之曰：行军之道，惟得民心为要，所过宜厚加抚恤，严禁侵掠。诚能无犯秋毫，则百姓安矣。至官兵暴露良苦，亦宜拊循。其进止处所，谨设斥堠，善自周防，勿懈也。念吾军士远役，或不习水土，猝有疾病，可致良医以药饵治之。其有劳绩者，即向所司支给赏赉，勿致踰时。谕毕，上诣堂子行礼，祭旗纛。还。出西长安门送之行。命王以下，副都统以上，俱乘马驰而过。复遣内大臣、礼部、兵部、大臣饯于郊外。”《方略》卷二，康熙十三年正月乙亥（同上日），“……内阁学士捧敕印授赫业。敕曰：兹以吴三桂背恩反叛，煽乱云贵。爰发劲旅，声罪致讨。特命尔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同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延布统领官兵由汉中府至四川，会同将军瓦尔喀等进剿。缓则奏闻而进。如有急应进兵机会，与众商确而行，仍将进兵情形具疏奏闻。凡事与将军瓦尔喀、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延布会议而行，毋执己见，不谋而动；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严加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光破贼胁从，大兵一至即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俱与分别升赏。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经过地方，毋得骚扰百姓；归顺良民，加以抚恤。务体朕定乱救民之意。其行间将领功罪，俱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確，径行处分。收取云贵，剿荡逆贼，地方平定之后，具奏侯旨。尔等受兹重任，宜殚竭心力，早奏肤功。钦哉。赫业跪受毕……”《实录》卷四十五，康熙十三年正月戊子，“谕副将军胡里布、署前锋统领穆占：尔等率领前锋护军，兼程疾赴西安。或军中马有疲乏者，即取西安绿旗官兵马匹驰行。倘更不足，取满洲官兵马匹，即以尔等所留马补给之。可追及将军瓦尔喀，继进四川。与瓦尔喀合兵之后，何处设防，何处住劄，尔等相机区画。如有可进云南之机，必俟将军赫业定议以行。至是，四川巡抚罗森疏言，蜀省军心，颇怀携贰。上命副将军胡礼布、署前锋统领穆占，轻骑速进四川。并谕将军赫业，瓦尔喀、副都统佛尼勒等，大兵进川之后，一切宜加意慎密，勿得玩忽。其军中行止，当谨严斥堠，勿坠诡计。……——这是在吴三桂已反而四川情状不明之时，康熙作出的具有前瞻性的周密而又详实的安排部署。他以八旗王牌劲旅入进四川，充分表达出了对此高度的重视；他以充分信任的守卫京城禁门的蒙古镶红旗护军统领赫业为安西将军，以曾随顺治的大哥和硕肃亲王豪格入川征讨过张献忠的满洲镶红旗西安将军瓦尔喀和满洲正黄旗前锋统领穆占轻车熟路地相继入川，充分显示了康熙的志在必得。三、《实录》卷四二五，康熙十三年正月己丑（正月二十四日），“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官谭弘、吴之茂等以四川叛降贼，声言将分路寇汉中、下夔州。”。《方略》卷二，康熙十三年正月己丑，“臣谨按：郑蛟麟，谭弘、罗森、吴之茂以四川叛从贼。时陕西总督哈占奏至，称四川总督郑蛟麟与川北总兵官谭弘合谋反叛，弘为伪川北将军，蛟麟为伪总督将军。川湖总督蔡毓荣寻亦驰奏，四川巡抚罗森、总兵官吴之茂背恩从贼，声言兵一出汉中，一下夔州。《实录》卷四十五，康熙十三年正月壬辰（正月二下七日），“命驻防西安副都统扩尔坤帅师赴汉中，汉军副都统吴国祯领兵继之。”“谕西安将军瓦尔喀、副都统佛尼勒：尔等久历戎行，素称谙练，朕可无西顾之忧。但大兵至蜀，或绿旗已叛官兵，或吴逆伪属官兵，有来降附者，随宜抚纳。仍应密为防闲，其严设巡哨，整饬营垒，尔等自能周知，无庸再谕。兵部郎中托必泰，前奉使往蜀。今郑蛟麟叛，度必羁留不还，尔等或令人持书往谕。大略言尔虽反叛，朝廷犹念尔系从前效力之臣，一时出于迫胁，固不可知，尔在京子孙家产，并未按法收系。可将托必泰速行遣还。否则大兵压境，克复城池，虽悔莫及矣。至绿旗已叛官兵，尔等相机招抚，便宜行之。”《实录》卷四十六，康熙十三年二月丁未（二月十三日），“以原任广东广西总督周有德为四川总督，原任四川巡抚张德地为巡抚”。《实录》卷四十六，康熙十三年二月乙卯（二月二十一日），“升参领陈奇谟为随征四川左路总兵官，陕西凉庄道朱衣客为随征四川右路总兵官”。《实录》卷四十六，康熙十三年十月辛酉（二月二十七日），“谕户部，蜀地人民稀少，大兵所至，艰于供亿。陕西与四川接壤，馈运为便，今陕西总督巡抚与四川总督协理”。《方略》卷四十六，康熙十三年三月乙丑朔（三月初一），“命诸路设笔帖式驰递军情。时上以军兴孔亟，驿递奏报若如常期，或误军机。特令兵部每四百里置笔帖式一员，拨什库一名，以速邮传。自京师至荆州，设笔帖式七；自河南郑州至武昌，设三；自直隶真定至汉中，设十。遇有警急军务，星驰接递。迟者以违误军机治罪。……臣谨按：兵贵神速……往来奏报，每一昼夜可行千余里……”《实录》四十六，康熙十三年三月壬申（三月初八），“……朕思云贵，尚未可轻进，必俟四川全定，方图进取……”《实录》卷四十六，康熙十三年三月甲午（三月三十日），“西安将军疏报，时逆贼力余窃据阳平关，布列营伍，设伏守险。本月十八日，臣同署前锋统领穆占等率官兵进剿，自野狐岭直抵阳平，擒斩贼众三千有余，复取阳平关及三寨。得上谕曰：嘉奖。下部议叙。”《方略》卷五，康熙十三年四月乙卯（四月二十一日），“敕诸路将帅大臣节核粮饷。上谕户部：各省用兵，钱粮烦费，……凡各处军需，务期节省，兵马钱粮据实支散，悉除浮冒。”《实录》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四月癸亥（四月二十九日），“……上命兵部，以分遣禁旅，诸路调情形……安西将军赫业，副将军胡礼布、西安将军瓦尔喀等，帅师由汉中进取四川。副都统扩尔坤、吴国桢等，帅师驻防汉中。镇西将军席卜臣等 ，帅师驻防西安。复遣尚书莫洛经略陕西等处，帅大兵居中调度……”《方略》卷六，康熙十三年五月庚辰（五月十七日），“命经略莫洛议进兵机宜。敕谕莫洛曰：朕闻郑蛟麟来降，又闻克复朝天关，深为喜慰。斯皆诸将军谋略。顷者，岳州贼众拥聚，淫雨连绵，大兵不可直前；俟雨霁风顺，即水陆并进。吴三桂果在澶州，乘虚径袭其后，乃今日至要之机。如克复四川，可疾由交水取贵州或径取云南，其可否机宜，尔与诸将帅酌议密奏。”《实录》卷四十八，康熙十三年六月甲午朔（六月初一），“谕兵部：……四川遣安西将军赫业及西安将军瓦尔喀等统领大兵，已攻克七盘、朝天等关，直抵保宁，克期底定全川，并剿云、贵。……”——在已确知了“四川叛从贼”后，康熙相应而又以及时地调整和加强了军事部署。在取得了克复阳平关、七盘关、朝天关的重大胜利后，经与“居中调度”的经略莫洛及众将帅的密谋商议后，康熙明白告知的是，至少在康熙十三年的六月初一，西路征讨四川的八旗主力，在安西将军赫业和西安将军瓦尔喀的统领下，清军劲旅已进逼或直抵川北重镇保宁（阆中）了，其战略目标就是克保宁、定全川、取云贵。四、《实录》卷四十八，康熙十三年六月壬子（六月十九日），“谕经略莫洛:朝天关诸处，关系要害。可于满洲、汉军，或绿旗官兵内，酌拨防守，为犄角之势。粮艘至彼，递相护送。不为无助。至汉中虽有满兵，犹恐力单。且朝天关之外，尚有别路可通汉中。倘我兵深入后，奸宄窃发，据守鸡头关诸险，亦属可虞。一切机宜，尔当酌量以行。又念保宁未能即复，则我师益致劳顿。挽运粮饷，实为要务。其源源接济，毋令匮乏。”“先是，命经略莫洛遣副都统科尔昆进四川，马一宝赴汉中……至是，莫洛疏言：扩尔坤官兵已遣赴广元周有德军前，马一宝官兵已遣赴汉中副都统吴国正军前，席卜臣则令率每佐领骁骑一名往汉中总统马一宝、吴国正等之兵。……上谕：……或令王辅臣从将军赫业进取保宁，或仍驻平凉，听莫洛酌遣。……寻莫洛又疏言：逆贼固守保宁。且广元所属百丈关诸处贼众盘踞，恐扩尔坤兵力单薄，随令副都统吴国正俟马一宝兵至，即率官兵前赴广元。”《实录》卷四十八，康熙十三年六月戊午（六月二十五日），“谕兵部：浙江四川两路，宜遣王、贝勒、贝子、公等前往剿贼。所以遣王等者，非谓诸将才能不足。念诸王、贝勒皆朕懿亲，指挥调遣，无可牵掣。守御征剿，足增威重。……授多罗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同固山贝子都统温齐、辅国公绰克托率贝子准达所领骁骑之半，赴四川。其遣往王、贝勒、贝子、公下包衣佐领多者，甲士酌量带往；包衣佐领少者，以闲丁酌量披甲带往。至王、贝勒所驻地方，将军在王军前，则将军印不用。如别将兵，各用其将军印”。“谕兵部：……贝勒董额等至四川，将军赫业、瓦尔喀、护军统领胡礼布、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佛尼勒，仍参赞军务，其余俱罢参赞”。《实录》卷四十八，康熙十三年七月癸酉（七月十一日），“经略莫洛疏言：大兵在保宁，与贼相持。恐运馈日久，秦民必致疲苦。臣今亲赴汉中，酌量分路进发。贝勒董额等，若率众尽行，虑致迟滞。请敕贝勒董额，以所将骁骑，并入康亲王军内。自率所部轻骑赴西安，旋进四川。上谕：董额部下无多，所将骁骑，既入康亲王军内，轻骑入川，兵力单薄，可令贝子公等，亦各率所部轻骑，并力前进”。《实录》卷四十八：康熙十三年七月壬午（七月二十日），“西安将军瓦尔喀疏报：进征四川总兵官王怀忠标兵，因饷匮逃散。今欲剿贼，兵力单薄。运馈不至，乞发兵救援。上谕：康亲王杰书及贝子准达，所部骁骑，俱令贝勒董额率之以行。其大兵或仍据壕堑，围守保宁。或因粮运艰难，暂还广元。令经略莫洛、将军瓦尔喀等公同商酌。王怀忠标下逃兵，姑宽其罪。应如何抚纳，亦令莫洛商酌速行”。《实录》卷四十八，康熙十三年七月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四川总督周有德疏报：伪总兵彭时亨等，领水陆贼兵三千犯广元，三面攻城甚急。副将张登科等，分率官兵力战，大败贼众，下部议叙”。《实录》卷四十八，康熙十三年七月己丑（七月二十七日），“奉命……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董额帅师之四川。上御太和殿，各赐敕印。命和硕裕亲王福全及内大臣、尚书侍郎等，分送出郊”。《实录》卷四十九，康熙十三年八月甲辰（八月十三日），“先是经略莫洛以秦省兵单，请添设绿旗兵万余，以资战守。上谕：增兵必须增饷。国家钱粮，止有此数。……前因馈运不给，致王怀忠等兵逃散。秦民供亿入川兵饷，已极劳苦。若增兵万余，贝勒、经略又统军深入。万一糗粮难继，恐劲旅有匮乏之虞，而绿旗兵复蹈前辙矣。……至是莫洛疏言：陕西旧兵内，王怀忠所率四千，悉已逃散。今王辅臣又率二千以行。除此六千，所增无多。增则战守调遣均有裨益，陕西得以保固。故臣以为增之便。若四川速定，则钱粮有资，而秦民又得息肩。臣仍宜亲统官兵，协力进剿，平定四川。从之”。《实录》卷四十九，康熙十三年九月戊辰（九月初九），“上遣侍卫吴丹、塞扈立，传谕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曰：……今四路进讨，王亦知之。四川兵取朝天关、阳平关，在保宁与贼相距，与岳州同。王等勿以四川兵将抵贵州，湖南兵可缓进，保宁较岳州城更坚也。……”《实录》卷四十九，康熙十三年九月己巳（九月十日），“副都统扩尔坤等疏报：伪将军吴之茂自保宁府至昭化县，会同伪总兵彭时亨率贼五千有余，从江上乘船来犯广元。八旗官兵偕四川总督周有德等标弁夹击，自朝至夜酣战，大败之。斩伪游击徐应昌，贼夜遁云。下部议叙”。“经略莫洛疏言：臣于本月十一日由秦州进川。贝勒等到西安时，养马继发。请命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副都统扩尔坤等，固守朝天、广元诸处，转运大兵粮糗。并敕将军等拒守保宁，以待大兵之至。上谕:经略莫洛，身在地方，军机缓急，自有确见。可与将军席卜臣前往广元，进取昭化，疏通粮运，平定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副都统扩尔坤等，于经略未到之先，将广元所有粮米，运送军前。又广元兵少，甚属可虞。或令席卜臣兵先赴广元，秣马以待；或候经略同发。俱令莫洛酌行。又谕曰 ：郿岭、大二郎、小二郎诸处，俱系险要。周有德、张德地、扩尔坤等，酌拨官兵固守。勿俾贼兵断我后路。若广元兵单，未便分拨，即移会莫洛、席卜臣，酌量调度。”《实录》卷四十九，康熙十三年九月甲申（九月二十五日），“四川总督周有德疏报：逆贼伪将军何德成率兵二千，自昭化赴二郎关，欲截粮饷，满汉官兵奋勇击败贼众。生擒伪都司贺腾龙。保护粮饷，送至军前。下部议叙。”《实录》卷五十，康熙十三年十月己亥（十月初九），“上手敕谕经略莫洛曰：据坐塘笔帖式报，有贼三路来犯，宁羌被围。念尔总统川陕，必有成算，始行进兵，朕可无忧。但宁羌地属陕西，且为大兵后路。当此粮匮兵疲，又不得不瘽朕怀。尔宜速行救援，使大兵如渴遇饮，庶几有济”。《实录》卷五十，康熙十三年冬十月丁未（十月十七日），“陕西总督哈占疏报：四川贼众，先立营于宁羌州文庙山，参将陈应奎等鼓励士卒，夜袭贼营。贼众大乱，遁回南山。上谕：经略莫洛等遣副将雷继宗兵，及提督王辅臣标兵，固守宁羌诸处，又大将军贝勒董额等进川之时，若宁羌有贼，即便道剪灭，再入四川”。《实录》卷五十，康熙十三年十一月庚申溯（十一月初一），经略莫洛疏言：广元大兵缺饷两月，略阳粮艘为贼所劫。贼又屯踞七盘、朝天诸关。我师饷道梗塞。上命莫洛率兵速赴七盘、朝天等处，会同将军席卜臣，剿灭贼寇，疏通饷道，进取昭化，与大兵协力克复保宁。寻总督哈占疏言：蜀中水陆贼阻，粮运难继，且逆贼窥伺阳平诸处。上复谕：大兵徂征，惟饷是頼。今既粮运难继，我师未便久驻，令大将军贝勒董额、经略莫洛、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等，撤保宁兵回广元。经略等亲身殿后，调广元兵回汉中，固守阳平等处，歼除宁羌诸贼，整顿士马，再图恢复。”《实录》卷五十，康熙十三年十一月甲戌（十一月十五日），“署前锋统领穆占等疏言：汉中乃川陕要地。迩者绿旗官兵，难以深信。满兵虽少，仰赖皇上威灵，似可固守。上谕：汉中，系陕西咽喉，为大兵后路，粮运要道。令辅国公绰克托率所部人员，并统辖副都统马一豹兵，驻守汉中。再拨西安清兵百名，速往汉中，令巡抚杭爱统辖，同绰托克协守”。《实录》卷五十一，康熙十三年十二月丙申（十二月初七），“谕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等：览将军赫业等奏，保宁大兵，粮饷阻绝，困乏已极。经略莫洛于十一月二十八帅兵启行，贝勒等行期在十二月初三日。莫洛所统之兵，俱系绿旗。巴蜀山路险恶，满洲大兵若不相继进发，恐贼轻视汉兵，首尾互击，难以策应。今保宁大军，唯贝勒等是赖。敇谕一到，贝勒等即兼程而进，会同经略莫洛，速定昭化，接济大兵。勿得迟缓，贻误大计。又谕曰：大兵粮饷，关系甚重，令陕西总督哈占、巡抚杭爱，多发官兵，水陆防护，以次相继，勿误军需。运至广元，将军席卜臣、副都统扩尔坤、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等，转运军前，毋得怠忽误事”。《方略》卷十一，康熙十三年十二月丙申（十二月初七），“臣谨按：师行粮随，所系綦重。况大兵深入险阻，已抵保宁；转运既艰，侵遏可虑。前者上已命莫洛分兵据守朝天关诸处，护致粮饷；川、陕督抚悉心营办，无误军需。既又命莫洛亲帅将士，策应大兵。至是， 又虑莫洛所领绿旗兵为贼所易，道里险狭，或有意外之虞；命董额以满后继之，俾首尾联络。诚计出万全。使莫洛、董额等能恪遵睿算运军糈，倍道前进，即保宁士马饱腾，兵威殊壮；伫见收复全蜀，长驱入滇矣。夫何逗挠不前，饷道中梗，以致王怀忠兵溃，王辅臣叛变，保宁之兵粮尽而还，一切事机，总不出圣明预料之内也”。——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然康熙对此非常重视，也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但是，战局的发展并不以一方的意志为转移。对一支孤军深入，粮草阻绝，困乏已极的“保宁大兵”来说，纵然是最可信任和依凭的满洲八旗劲旅，也是无法坚持战斗的。为保存实力，康熙不得不作出从保宁撤兵，“再图恢复”的决定。此决定一出，遂使康熙“直抵保宁，克期底定四川，并剿云南”的战略规划延宕至六年之后的康熙十八年底才又开始得以施行。五、《实录》卷五十一，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庚子（十二月十二日），“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董额疏报：是月初四日，提督王辅臣兵叛于宁羌州，劫经略营。经略标下官兵，或败走，或从逆。经略莫洛，不知下落。今臣等以兵阻不能前进，即于本日退保汉中。上谕大学士等曰：……贼渠未灭，故又有此变。朕欲亲至荆州，相机调遣，速灭贼渠吴三桂。……议政内大臣密议…覆…皇上不宜轻出，止可居中运筹……上曰：……王辅臣兵叛，不可不速发大兵，前赴西安，保固秦省。……”《实录》卷五十一，康熙十三年十二月丙午（十二月十七日），“谕议政王大臣等，王辅臣标兵背叛，广元保宁大兵关系甚重，应遣兵接应，若调将军坤巴图侍卫等兵及西安兵发往，恐王辅臣回据平凉。西安兵力单弱，应以京城所发兵每佐领三名，速催起程。其赢瘠马匹，暂留太原秣养。选壮健者星夜驰赴西安。于各大兵内，酌量留守西安。余兵速遣赴大将军贝勒军前，接应广元保宁大兵回至汉中”。《实录》卷五十一，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庚戌（十二月二十一日），“陕西总督哈占疏言：……本月初四日，王辅臣标兵猝变攻营，……经略莫洛中鸟枪死，……初七日，王辅臣率叛兵至沔县，欲与贝勒战。值标下兵五百，及经略标兵，并各处运粮兵，共二千余，一时星散。王辅臣势孤，遂回略阳。下部知之”。《实录》卷五十二，康熙十四年正月乙亥（一六七五年正月十六日），“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董额疏言：将军席卜臣、都统赫业、总督周有德等，进取保宁，扎营于蟠龙山。分兵驻槐树驿、郿岭，接应粮运，为贼所劫，粮运阻绝。十三年十一月，撤回大营兵，行至娘娘庙、张飞庙、槐树驿，屡遇贼兵邀路，我兵俱击败之。署前锋统领穆占率兵通道，自汉中运粮至，大兵始得食。又击败贼于郿岭、龙潭驿等处，抵广元闻王辅臣叛，复率兵自广元回汉中。其由东河小路撤回之二百余兵，为贼所阻。臣等酌留官兵守汉中，亲统大兵出栈道，途经凤县，留兵防守。至凤翔，复量留护军骁骑，向赫业驻镇。遂率余兵至西安。但席卜臣、赫业等兵，劳苦已极，马匹铠仗不能自办，请量行拨给。得上旨曰：马匹铠仗，行军要需。今席卜臣等兵，既极劳苦，见驻西安诸将帅，酌量每人给马二三匹；其铠仗，著动正项银粮修办。”“署前锋统领穆占疏言：将军席卜臣、副都统扩尔坤、吴国正、马一豹等，领兵二千留守汉中。上谕：汉中要地，宜置重兵。贝勒董额等于西安兵内，每佐领下拨甲士一名，俾将军坤巴图鲁侍卫、副都统翁爱、德业立率赴汉中，协力固守。……”“谕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董额、陕西总督哈占曰：王辅臣虽具疏悔罪……而仍肆扰害，势将蔓延，尔等即相机剿御”。《实录》卷五十二，康熙十四年正月壬午（正月二十三），“陕西总督哈占疏报：兴安总兵官王怀忠，败贼于娘娘庙，槐树驿，阵斩伪总兵王加玉等。又至郿岭，攻破木城二座，沿途连捷。下部议叙。”《实录》卷五十二，康熙十四年正月乙酉（正月二十六日），“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董额等疏言：兴安兵变，杀总兵官王怀忠……上又谕曰：据党塞面奏，王怀忠平日待下贪苛，行事乖戾，众心不服，以致激变……”《实录》卷五十三，康熙十四年二月甲午（二月初六），“谕户部、兵部：从保宁归来军士，劳苦已极，深为可怜。赫业，胡礼布、瓦尔喀、扩尔坤等 所领兵，著每人赏银十两。其前后所支钱粮，俱免扣除，仍按月给饷”。“振武将军坤巴图鲁侍卫疏言：凤县贼拆毁偏桥，设兵守险，所运之粮不得入……上谕：前贝勒董额等至西安，不即随经略取道秦州，乃由栈道进，托言马瘠，竞驻汉中，致宁羌告变。王辅臣回秦州时，又不追蹑剿杀，急回汉中。及保宁兵旋，仅留将军席卜臣等守汉中，亲统大兵辄回西安。知栈道险要，不多设兵防守，致狡寇阻截。俾广元、朝天等处，复为贼据。皆董额等退缩迟延所致。理应解职，但正值临敌，仍令董额统兵……”《实录》卷五十三，康熙十四年二月庚子（二月十二日），“赠四川阵亡守备熊天福署副司佥书，予祭葬如例”。《实录》卷五十三，康熙十四年二月庚戌（二月二十二日），“升西安副都统佛尼勒为西安将军”。《方略》卷十三在此补充说：“时西安将军瓦尔喀卒于军，故命代之”。《实录》卷五十三，康熙十四年二月戊午（二月三十日），“先是，谕兵部：……保宁失散前锋护军曾否抵汉中，尔部速檄哈占一一具奏。至是，哈占遵上旨曰：保宁回来失散前锋护军绝无踪迹。……”《实录》卷五十五，康熙十四年五月丙寅（五月初八），“予故西安将军一等阿达哈哈番瓦尔喀祭葬，谥襄敏”。《实录》卷五十六，康熙十四年七月甲辰（七月十八日），“谕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董额等：国家仰荷天眷。秦州、巩昌、兰州等处，渐次恢复，朕甚嘉悦。此系保宁还旌之兵，间关跋涉，戮力效命所致。须不时存念，恤其劳苦，非紧要，必节其劳；无大过，则宽其罚。……”——奉康熙之命从保宁撤回的满洲八旗大兵，因久历行间，粮饷不济，劳苦已极，深为可怜而额外受到了康熙的恩典。康熙不仅迅速派精兵星夜驰援加以接应，而且及时补充马匹铠仗并每人赏银十两；不仅亲颁谕令极尽安抚，而且告诫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对之节其劳、宽其罚。六、《实录》卷六十三，康熙十五年十月壬申（一六七六年十月十三日），“谕兵部：前自保宁回驻河南府及潼关兵丁，久历行间，劳苦已极，俱令来京。……”“敕谕保宁退回官兵：逆贼吴三桂，背恩反叛。发大兵征讨，尔等为国效力，攻取七盘、朝天诸关，大败贼众，直抵保宁。屯驻日久，饷道梗塞，遂尔旋师，未获成功，罪在将帅，与尔等无涉。沿途遇贼，复血战败之。厥后久围秦州，又击败平凉诸贼，招抚王辅臣。尔等被坚执锐，二载有余，平定地方，备尝劳苦，朕心深为悯恻。今耿精忠投诚，福建、浙江及陕西以次削平，江西将定，广东贼又败遁。俟往代尔等兵到日，俱速来京，即行议叙”。《实录》卷六十五，康熙十六年二月已巳（一六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谕兵部：进蜀官兵并未平定地方，大创贼寇。且屡奉温纶，理宜戮力疆场。乃至西安，布匿名扎惑众。既 抵陇州，又妄行控告，不赴平凉。我国家创业已来，从未有此行事。统兵将领不能约束兵丁，肆行不法。及至京师，敕令首举倡告之人，官兵又互相隐匿不举，殊干法纪。此行军功，俱不准叙。寻议政王大臣等议奏：据都统赫业等取到供状，及将军穆占咨文，西安将军佛尼勒供词，则官军弃营败遁是实，宜将左翼四旗并阵亡署护军统领喀锡泰部下官兵俱行拏问。得上旨曰：保宁蟠龙山军营被冲，官兵败遁之处，取供含糊，其地方又未质对真实，且官兵行役劳苦，免其突问。至署护军统领喀锡泰阵亡，所部官兵弃将领而逃，其未受伤官兵，俱著拏问。”。《实录》卷六十五，康熙十六年二月癸酉（二月二十七日），“谕议政王大臣等：鄂尔多斯多罗贝勒董额等，统率大军，出征秦中，并未能克复疆土，抚安百姓，贻误军机，殊负重托。可削去董额多罗贝勒，罢议政为闲散宗室。降固山贝子温齐为辅国公，革去都统及宗人府右宗人。辅国公绰克托，罢宗人府右宗人，仍罚俸二年。”《实录》卷六十六，是年三月甲申（三月初八），“谕兵部：前原任将军赫业，瓦尔喀等，于蟠龙山为贼冲营一案，并未审明口供，确验地方，造具清册，冀图蒙混。……我国家军法严明，从无苟且玩忽之弊。嗣后各将军应察明官军功罪，确验地方，取供定册，以便稽核。若仍蹈袭故辙……，严加治罪。”《实录》六十六，康熙十六年三月庚寅（三月十四日），“议政王大臣等，会推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员缺。得上旨曰：大兵进剿四川保宁，逆贼来犯营盘。佐领穆舒，誓死决战。将甲上记号，付与将军，遂率领官兵进战，击败逆贼。深为可嘉，著从优升补副都统”。《实录》卷六十六，康熙十六年四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谕议政王大臣等曰：西安将军佛尼勒，出征四川保宁，亏损官兵，贻误大事。可罢其将军，革去世职，留所袭伊父拜他喇布勒哈番，令署西安将军事”。《实录》卷七十，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丙寅（十二月二十四日），“给四川阵亡参领多迩济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署参领事安柱护二等阿达哈哈番，夸兰大博岳罗、护军参领胡什塔、护军校署护军参领事图毕赫等三等阿达哈哈番，夸兰大杰都、墨勒、前锋校署前锋参领事阿宁阿、护军校署护军参领事车都纳、业臣、阿蓝泰、护军校署参领事音布等拜地喇布勒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署夸兰大事思忒、前锋参领满披、护军校置护军参领事班第什哈 、胡什屯、豁济吉里、积善、前锋护卫署前锋参领事塞伦、署参领事福达礼、沙济、护军校胡章、巴朗、绥孙、阿尔泰等拜他喇布勒哈番，署夸兰大事布达使，护军参领乌纳哈、噶什泰、豁托、署参领事吴兰岱、沙济、三敦、鄂佛和、前锋校署前锋参领事绥夏、护军校署护军参领事白希图、奇尔布、阿艳、布思塔、布达世、孔奕纳、骁骑校署参领事花山、萨桑阿、夸兰大费保、鄂什、教合橐、前锋校署前锋护卫事萨音布禄，前锋校塞楞、护军校多尔积、雅布塞、巴尔屯、索尔和、诺尔齐、索鼐、班都、乌喇帒、坎什、巴涂、署护军校禄克察，布尔哈等拖沙喇哈番，各予祭葬如例”。《实录》卷八十六，康熙十八年十一月辛丑（一六七九年十一月十日），“谕户部：前者大兵进剿四川，已破朝天等关，直至保宁，恢复在迩。因周有德、张德地、席卜臣驻广元，不将粮饷极力转送军前，陕西总督，巡抚亦不将粮饷极力运送，以致大兵粮饷不继，难于久驻，遂尔退回。贻误军机，关系重大。此数年以来，使逆贼逋诛，封疆未复，兵民苦累，休养无期，皆周有德、张德地、席卜臣、陕西总督巡抚、怠玩迟延之故。每念及此，深可痛恨。今大兵分路进取，已恢复汉中，不日前抵蜀疆。相机剿抚，底定可期。军前粮饷，最为紧要。其令陕西督抚诸臣，殚心经理，设策输运，务使士马饱腾，捷音早奏，以副朕定乱安民至意。如督抚诸臣漫不经心，泄泄从事，致馈饷缺乏，有误军机，俱以军法从事，决不姑恕。尔部速传谕遵行”。《实录》卷一O八，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已巳（一六八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议政王大臣等议：正黄旗蒙古都统穆占行间情罪，应即行处绞，籍没家产。上曰：穆占在保宁，谎称粮米已运到……但伊劳绩，约有二百六十处……伊有如许劳绩，独不可相抵乎？……著再议。寻议覆：穆占应革去都统、阿达哈哈番，藉没家产妻及未分家子，交内务府。得上旨曰：著革职，余俱从宽免”。—— 导致康熙对“保宁大兵”心生疑窦的，则是缘起于保宁回来的“失散前锋护军绝无踪迹。”再联系到他们在西安“布匿名札惑众”，抵陇州“又妄行控告”的种种反常表现。精明的康熙深感其中必有蹊跷，遂果断地将前赴保宁的所有官兵“俱令来京”。针对其“官兵相互隐匿不举”的恶行，康熙肯定采取了高压态势和各个击破的方式，终于将这一大清“创业已来，从未有此行事”的“肆行不法”和满洲八旗劲旅在“保宁蟠龙山军营被冲，官兵败遁”的史事“拏问”了出来。虽然在当时就存在着“取供含糊”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它并不影响其史实的历史存在。《实录》、《方略》及《清史稿》的相关载记，被清查惩处的将军、官员，被追封祭葬如例的阵亡将领就是其历史明证。莫洛，满洲正红旗人。康熙六年（1667年），擢左副都御史。七年（1668年），出为山西陕西总督。八年（1669年），辅政大臣鳌拜获谴，法司以莫洛附鳌拜，请逮问。诏以能任事，仍留任。九月，擢刑部尚书。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等奏请撤藩。上敕廷臣议，皆主勿徙。唯莫洛与米思翰、明珠议撤。三桂反，四川提督郑蛟麟等叛应之。二月，命莫洛经略陕西，拜英武殿大学士，仍管兵部，赐以敕印。既至，策遣诸军征四川。时蛟麟兵据广元百丈关，莫洛遣都统马一宝、将军席卜臣赴汉中，副都统科尔宽赴广元击贼。十月，蛟麟将何德成犯宁羌，为官军所败，还奔四川。莫洛因遣提督王辅臣驻其地。逾月，蛟麟将彭时亨复据七盘，百丈诸关，劫略阳粮艘，截陆运栈道。广元军缺饷两月矣，总兵王怀忠所部溃散。辅臣故与莫洛有郄。十二月，莫洛至宁羌，两营相去二里许。先是，上命莫洛统绿营步旅下四川，嗣虑巴蜀道险，令贝勒洞鄂（《实录》书写为董额）率满洲骑兵兼程继进，军未至，辅臣创莫洛卒于军。穆占，满洲正黄旗人。驻云南平土司有功，予三等阿达哈哈番，擢本旗梅勒额真。康熙十二年（1673年）冬，吴三桂反，命授赫叶（《实录》书写为赫业）安西将军，道陕西入四川进讨，以穆占署前锋统领，参赞军务。十三年（1674年）二月，师次陕西。时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皆附贼，总兵谭弘亦叛据阳平关。穆占与西安将军瓦尔喀率兵先驱，战野狐岭，败之，克阳平关。总兵吴之茂叛据保宁，穆占进与战，屡击败之。旋以贼阻饷道，引还汉中。……十四年，（1675年）诏趣洞鄂讨辅臣，而以穆占代赫叶为安西将军。……二十二年（1683年），追论征保宁时奏军事不实……罪当绞，籍没。上谕曰：“穆占固有罪，但其战绩多至二百六十处，此所议稍过。”命复议。乃请夺官，肖世职，没妻子入内务府。上命但夺官，余悉宽之。寻卒。佛尼埒（《实录》书写为佛尼勒），满洲镶红旗人。康熙初，累擢西安副都统。十三年（1674年）春，从将军瓦尔喀道四川讨吴三桂。入栈道，闻四川叛附三桂，谭弘据阳平关。从瓦尔喀自野狐岭进兵，斩三千余级，进朝天关，屡击败敌军。总兵吴之茂以保宁叛，移师往讨之，弗克，凿壕堑与相持。之茂出劫略阳粮艘，截槐树驿运道。我师饷不继，还汉中。之茂要于中途，与总兵王怀忠击之。败走。……十四年(1675年)，擢西安将军，加振武将军军衔。……十六年（1677年），追论自保宁退还汉中诸罪，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削振武将军衔，仍署西安将军。席卜臣，满洲镶白旗人。顺治三年（1646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歼张献忠。康熙九年（1670年），擢镶白旗蒙古都统。十二年（1673年）加太子少傅。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反。上授都统赫叶为安西将军，与西安将军瓦尔喀等自汉中下四川。十四年（1675年），复授席卜臣镇西将军，与副都统巴喀、德立业同驻西安。寻又命大将军贝勒洞鄂西讨，赫叶归将军印，参赞军务。是冬，席卜臣与赫叶会师攻保宁，三桂将王屏藩拒守，师屯蟠龙山。屏藩出战，潜遣副将自他道绝流渡，挠我师。我师弃营退。臣引还汉中。上命覈诸将罪，赫叶夺职，披甲自效。方退军，佐领穆舒誓死决战，将甲上记号付将军，督兵奋斗。上闻，超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以奖其勇。席卜臣至汉中，值王辅臣叛，栈道绝，饷不继，引还西安。旋召还京。事定，王大臣追论蟠龙山战败罪，夺官，削世职。上以席卜臣有劳，免其籍没。寻卒。喀西泰，满洲正黄旗人，定南将军希尔根子，以护军参领从征四川，攻保宁，死蟠龙山之战。哈占，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八年（1669年），授秘书院学士。十一年（1672年），擢兵部侍郎。十二年（1673年）授陕西总督。甫到官，吴三桂反，四川提督郑蛟麟，总兵吴之茂等叛应之，与三桂将王屏藩谋寇陕西。上授都统赫业安西将军，会西安将军瓦尔喀讨之，命哈占与巡抚杭爱督饷。十三年（1674年），复命尚书莫洛经略陕西，敕凡事咨哈占乃行。哈占以汉中、广元山径险峻，疏清造船略阳速粮运。寻又命贝额董额为定西大将军，护诸将出秦州、徇四川。寇劫略阳粮艘。上命四川总督周有德督川境转饷。哈占疏请令山西协助。上以山西道远多劳费，发帑十五万，使在西安采运，并谕宜稍增其直，俾民乐输送。会辅臣叛，莫洛遇害。董额以饷不继，自汉中引还西安。……后哈占上疏自述在军时积劳成病。上以哈占未尝立功，斥其妄，命仍殚力供职自赎。二十五年（1685年）卒。周有德，汉军镶红旗人。康熙元年（1662年）迁国史院侍读学士，寻擢弘文院学士。吴三桂反，十三年（1674年），起授四川总督。三桂将吴之茂、彭时亨等犯广元。有德与副都统科尔宽分道击败之，阵斩禆将徐应昌等。上命经略莫洛自陕西入四川，敕有德与巡抚张德地固守广元诸路，并督粮饷。三桂将何德成等自昭化攻二郎关，谋夺我师储峙。有德遣兵击德成，走还昭化，复犯广元。有德与科尔宽等复击败之，逐北三十余里。时亨屯七盘、朝天诸关，劫略阳粮艘，广元饷不给。寇窥阳平，将军席卜臣屯蟠龙山为所劫，断我师饷道。上命有德固守阳平诸路。十八年（1679年），师克汉中。上谕责“有德、德地等前驻广元督饷迟误，致数年来逆贼逋诛，兵民苦累”。张德地，汉军镶蓝旗人。康熙三年（1664年），授四川巡抚，疏言：“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文武吏招民百户，垦四十顷以上，予转迁”。下部议行。十三年+（1674年），复授四川巡抚，时亨犯广元，有德劾德地弃城走，夺官。瑚里布(《实录》书写为胡礼布），满洲正红旗人。顺治三年（1646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以功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哈番，累擢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右翼前锋统领。康熙十二年（1673年），加太子少师。吴三桂反，授都统赫叶（《实录》书写为赫业）安西将军，改护军统领瑚里布为之副，率劲旅自西安进。十三年（1674年），趣瑚里布与前锋统领穆占驰援四川。师次汉中，寇屯阳平关，攻克之。迭破七盘、朝天二关，进攻保宁。三桂将吴之茂拒守，与相持。上命大将军贝勒洞鄂（《实录》书写为董额）西征，瑚礼布赞军务。十五年（1676年），瑚里布罢参赞，留军听调遣。十六年（1677年），卒于军。塔勒岱，满洲镶白旗人。三桂叛，从穆占克阳平关，进攻保宁蟠龙山，师败引还。两遇贼，击之败去。予拖沙喇哈番。杰都，满洲正红旗人。康熙十三年（1674年），从前锋统领穆占自陕西入四川，破（吴）之茂禆将石存礼于朝天关，趋保宁屯蟠龙山，（王）屏藩引众劫营，绝我师饷道。师引退，杰都殿后，力战，死之。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瓦尔喀，满洲镶红旗人。顺治初，从肃亲王豪格徇四川，数击败张献忠兵，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康熙元年（1662年），迁西安副都统。七年（1668年），擢将军。十三年（1674年），命瓦尔喀偕佛尼埒（《实录》书写为佛尼勒）赴四川备守御，许使宜行事。师次汉中，分三道入。击叛将谭弘于野狐岭，发其伏，歼之。乘胜复阳平、七盘、朝天诸关，先后斩万余级，获旗帜、器械称是。时贼据保宁，师进偪，凿壕堑与相持，久弗下。瓦尔喀遘疾，卒于军，谥襄敏。寻追论保宁不疾进兵，又守隘弗严，损将士。部议追夺官阶、世职，并削谥。扩尔坤，满洲镶红旗人。康熙初，迁护军参领，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十三年（1674年），徙驻西安。会四川告警，命进驻汉中。三桂将吴之茂犯广元，遣兵击败之，复分水陆兼进，又击之败去。之茂遣裨将贺腾龙劫粮二郎关，扩尔坤驰击，获腾龙。之茂复遣裨将何德成犯广元，分兵渡河击却之，逐北三十余里。寻以七盘、朝天诸关复陷贼，诏还驻汉中。十四年（1675年），汉中乏饷，兵还城固，扩尔坤殿后，殒于阵。赐祭葬，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呢哈番。吴三桂，江南高邮人，籍辽东。康熙元年（1662年），诏进三桂亲王。十二年（1673年）七月，三桂亦疏请撤藩。圣祖察三藩分镇擅兵为国患，得三桂疏，下议政王大臣会户、兵二部议。诸王大臣度三桂疏非由衷。遽议迁徙。必致纷纭，议移藩不便；独尚书米思翰、明珠议移藩便。遂命允三桂请移藩。三桂初上疏，度廷议未即许。九月，诏使至，三桂大失望，与所部谋为乱。与使者期以十一月己丑发云南，先三日丙戍，榜杀巡抚朱国治，举兵反，传檄远近。十二月，上闻，分遣将军赫业入四川。十三年（1674年）正月，三桂僭称周王元年。三桂传檄所至，反者四起。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弘、吴之茂反四川。上先后遣经略莫洛，贝勒董额等征抚。时王辅臣已为陕甘提督，复以宁羌叛应三桂，莫洛死之。三桂遣其将王屏藩入四川，与吴之茂合军助辅臣。三桂诸将，王屏藩最骁勇善战，亦所倚任，为忠勇左营总兵。入川后，自秦州退守保宁，败我师蟠龙山。十九年（1680年），师克保宁，自杀。——就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初期生发在保宁阆中的满洲八旗兵败蟠龙山的史事中的人物，能够被载诸《清史稿》的人物传记本就不多。从这些不多的人物传载所节录出的有限史事可为《实录》、《方略》相关载记的印证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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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25 16: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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