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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四川的“文革”武斗已渐渐退烧。全国武斗重灾区重庆的“反到底”派别有几个初中生红卫兵溜到阆中，他们被阆中的同观点派别“黄牌派”(阆中“文革”中的两派别分别佩戴红色和黄色的胸牌，被称为“红牌派”和“黄牌派”)安排住到锦屏山的庙宇里。这些少不更事的初中学生带有几支手枪，成天在山上玩弄，时不时地放两枪。
寂静的深夜，这枪声把半个古城的人都惊醒了，大家处于惴惴不安之中，当然更会引起另一派别“红牌派”的高度警惕。阆中古城一时充斥着一片肃杀之气，特别是首当其冲的南津关更是风声鹤唳。我父亲是地下党员，母亲也参加过地下党的很多工作。他们的经历使之都对这种不正常的恐怖情势具有一定的警觉性和应对经验，他们要求其时在阆中中学读高中的我不在南津关家中过夜。学校已经回不去了，我便在城内的亲戚家中东一夜西一夜地住过几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便仍然回家住下。但母亲还是不放心，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的晚上，她要我去南津关外四叔家住。就在这一夜凌晨，她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红牌派”是阆中的掌权派，有武装部的支持，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武装部的领导人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对印反击战的实战锻炼，按说要解决山上几个小毛头不会费吹灰之力。但他们不知是情报不准确而过高地估计了对手，或是要做到万无一失，竟然组织指挥了锦屏、白塔、白溪三个公社的“红牌派”基干民兵对锦屏山和南津关进行大规模突袭搜查。一月六日凌晨，与我睡一张床上的祖母喊醒了我，说锦屏山上在打枪。我说那是重庆娃儿在打，他们不是时不时地会放上两枪吗。祖母说，你听嘛，枪声很紧，应该不是重庆娃儿在打，重庆娃儿只放一、两枪。可我还是睡了过去。过了一阵子，祖母又喊醒了我，说南津关也在打枪，人喊马叫的，赶快穿衣起来。我这时也清醒了，忙起床穿好衣服。院子里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和“呯，呯，呯”的敲门声，院子外面还响起两、三声枪响。在“开门开门，人都站到外面院子里来”的喊叫声中，四叔一家和我都站到了院坝里。突然听见室内传出打骂声和哀号声，原来是搜查者发现苕窖里还藏着两个人，便捉了出来一顿猛揍。被打者吓得语无伦次，被盘问了许久，加上四叔结结巴巴的说明，方才弄明白。原来四叔家房屋较多，牛圈也大，贩牛的人便喜欢在他家住宿，这两人正是南部的牛贩子。揍完牛贩子后，便转过头来盘问我们。他们见我一副学生模样，便重点盘问。祖母紧紧拉着我，一迭连声说，是我孙子，是我孙子。一个人走到盘问者面前小声说，他是关口上的，公社隔壁，就是我们刚才搜查的那一家，并且说出了我舅父的名字。因为我舅父住黄连垭场上，我便明白他们是白塔公社的。他们没有再盘问我，我也知道了我家人是安全的。下一个被盘问的对象是借住四叔房子的南充地区农科所驻阆小组的几位人员。其中一位报告了他们的单位和人数，盘问者发觉人数比床位少了两人，便追问下落。这位回答道:到仪陇出差去了。又问好久走的，回答去年底。话音刚落，“啪，啪”两记耳光狠狠地打在此人脸上。只听盘问者大声骂:“你妈的个x，去年就走了，今年铺盖还在这摆起的？”这人哭丧着脸说:“今天才元月六号，他们是去年十二月底走的，十天都没有的嘛。”盘问者是个农民，可能习惯记农历，所以闹了个小乌龙。但是谁也不敢笑。他们把院子里的人逐一盘问以后，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便呼啦一声，奔下一个目标而去了。
我们回到屋内，这时天还未大亮。突然，相邻院子的党朝贤闯了进来。党本是地下党员，任油脂公司经理，后被划为右派处理回家。人年轻且机灵。他怕因身份问题而挨打或被抓，当搜查队伍刚进他的院子之时，趁乱便走出院子混进搜查队伍里，曚昽之中谁也没有发觉。他跟着搜查队伍到了我四叔的院子，待搜查队伍走后便进了四叔家。四叔一见吓了一跳，害怕搜查者返回，赶快让他躲到楼上去。生产队无人出工干活。吃过早饭，我和党朝贤趴在窗户前，看见对面的公路上，还有背枪的民兵在盘查过往的路人。下午获悉，此次突袭，重庆学生娃中除一人在逃跑中跌下山崖摔死外，其余悉数被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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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15 17:0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