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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甘肃提督的“马大人”为何捐资重建阆中临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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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31 11: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四川
阆中文旅宣传造势中时常被提及的“九井十二楼” 或“五城十二楼”, 大概率上应该是想象中”天上瑶池,地上阆苑”中的景观,但过往岁月中本地实实在在曾有过的楼阁亭台,却又因种种缘由被湮灭隐埋,即使时间不很久远的,也因兵燹水火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以至几近遗忘。在某景区偏僻之隅有一通百多年前的《重修临江楼碑记》即属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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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南津关口
钦命提督甘肃全省军务节制各镇控制苗夷霍钦安勇巴图鲁军功加一级马
重修临江楼碑记
善事之成由于善念,善念诚笃福自随焉。况神灵有感天道无私,福庇岂可□邀乎?粤稽南关之有临江楼,盖昔之/老官庙也,结锦并山之秀气,天马呈祥,分笔塔之光华,蟠龙纪瑞,与白玉观相互辉映,资嘉陵胜迹也。国初顺治戊□/年间,吴三贵(桂)、马三宝二公路过阆邑,见有奎星楼山下石盘子,又名芦花当,龙爪滩甚是凶险,二公新修镇江庙并/打龙爪滩,幸蒙镇江王爷大显威灵,将滩平息。后庙宇颓败,于乾隆年间,经江西客商会首等,增修一次,改名老/官庙,并修漠船匾,名临江楼。嘉庆年间,前川北道台黎大人,建修宋张烈文侯词庙于后殿。道光二十年八月□/,江水泛涨,将庙宇山门河堤冲去,时先大人倡首,邀同阆邑副榜雷鸣□、廪生周尚文,并街上坊赖来发、罗起、唐□/金、杨文明、住持邬和义等,募化本城文武官员,以及閤郡绅士,城内外铺户、河畔上下船商、板主,每船一只捐钱二、/四、八、十不等,并碧口紫云宫会首捐助钱一百钏。督工杨文明增修此庙,建立奎星楼一座。奈此庙河堤楞果浩大,/捐资甚微,功成未竣,于道光三十年停工。咸丰七年,河水陡涨,将前募化善缘账簿冲去无存。然先大人之愿□/完,常嘱昭曰:“尔等若有上进,定将此庙与河堤增修完善,可继父志后。”昭于咸丰二年,奉派出师各省,幸蒙/神灵默佑,由外委叠次擢升甘州提督。昭在军营常寄信三胞弟德俊在家于咸丰年间,陆续增修数次,始将□/庙与河堤修筑坚固,后昭于同治十一年蒙恩,准其开缺回籍后,将烈文侯殿外地基平开,添修西廊一所,□/借各会首办公之所。坐落之处,内外圣像庄严辉煌清楚,聊尽先大人之愿。昭愧未将以前文武官长以及□/善士姓名一律列于石上,以垂永远□。资因咸丰七年间,河水泛涨,将善缘账簿一概冲去,虽有碑记,模糊不明,□/有昭增修独力成功废用若干□□敢列于石上,以邀善名,尤望后之仁人君子,同乐为善万古常新,以志〔不〕朽。云尔!
钦赐花翎四川督标遇缺伬先补用协镇都督府马德俊督工
阆中县学增生 吴葆森 敬撰
伬先补用从九品 刘瑞龙 书丹
石匠刘继祥 木匠 喻先□;土匠廖登贵
住持邬和义 马□□
大清光绪五年清和月吉日 谷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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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碑刻立于清光绪五年(1879)清和月即农历四月,碑高180厘米,宽105厘米,碑身厚13厘米,碑面四周有万字纹饰,左边有“钦命提督甘肃全省军务节制各镇控制苗夷霍钦安勇巴图鲁军功加一级马”的五厘米见方大字,正文共十八行,字径为两厘米见方楷书,碑文虽仅有七百余字,但史料翔实,信息量大,实为裨补缺漏的又一难得实物。
立碑人即捐资重建临江楼的为时任甘肃提督马德昭。马为清晚期本地一位赫赫有名的朝廷命官,自青年时期投身于四川提督向荣的麾下后,戎马倥偬,身经百战。
尤其是同治年间在陕甘一带平息捻军中战功卓著,屡受嘉奖,先后被荐升直隶大名总镇,甘肃提督等职。但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也因杀戮过重而时有不安,加之其先父生前嘱托,于是便有了在家乡多多积善行德的愿望,并委托服预备役(协镇) 的胞弟马德俊具体督办重修临江楼事宜。
从碑文记载可知,临江楼最初系“国初顺治戊子年(1648)间,吴三桂、马三宝路过”本地时,为镇锦屏山脚下龙爪滩之凶险而新修的镇江庙。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乾隆年间,因庙宇颓败,当地的江西富商又出资增修培补,并改名为老官庙(供奉道教信奉的武财神赵公明),又称临江楼。
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因洪水暴涨将庙宇山门河堤冲毁,后经众生募化再次修复,同时还建了奎星楼一座,但因全部工程浩大,拖延了十年也“功成未竣”,只好停工。
咸丰七年(1857)夏天,又因河水陡涨,连此前募化善缘的账簿也冲走无存。然而,马德昭之父又曾多次嘱咐:将来你若有能力时,一定要将临江楼及河堤增修完成。
于是,到咸丰二年(1852)前后,马德昭虽出师各地,剿灭叛匪,然诸事顺遂,自觉似有神灵保佑。所以时常寄信筹款,让在家的胞弟德俊陆续修成老官庙和临江河堤。
马德昭于同治十一年(1872)获准开缺回籍后,又在临江楼附近的烈文侯(即张宪祠)旁添修了公务活动会所,并重新刻碑勒石有功人士,以望后辈仁人君子同乐为善,万古常新。
除了临江楼建修的始末经过和奎星楼初建时间外,该碑还明确记载了一些已被模糊了的重要时间节点,尤为难得。
如清道光二十年八月、咸丰七年(六月)本地发生的两次重大洪涝灾害; 又如清平西王吴三桂及手下大将马三宝(按:本名马宝,因排行老三,人称“三宝”,系吴三桂义子)与南明大将赵荣贵决战于保宁府的准确时间,在一九九三年版的《阆中县志》中载为“清顺治八年(1651)”,有的资料载为“顺治九年(1652)”秋冬之际(见《吴三桂传》,作者左书谔,甘肃人民出版社),而此碑却明确记载最早为“国初顺治戊子年”即顺治五年(164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碑文叙事中提到吴、马二公当时是“路过阆邑”,本系吴三桂入川以来的第一场重大战役,擒斩抚南王刘文秀手下大将王复臣、总兵姚之贞等“伪将”二百余人, 斩敌首四万余级的一次恶战,使保宁(阆中) 在清初与南明权臣孙可望和张献忠的抚南将军刘文秀劲敌的拉锯战中,一度成为了当时清王朝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碑中竟轻描淡写说成是“路过”,其缘由就在于早在立碑之前的清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已经反清复明,自立为王。连同吴三桂守护古城免遭战火焚毁的这一重要史实,也差点在后来书写的历史中被有意掩隐。
其次,马德昭虽为一位颇具传奇式的人物(参见拙文”戎马倥偬渐成空,铁画银钩胜惊鸿”,载<<仰望后院星空>>巴蜀书社出版 ),但后来研究资料十分匮乏,除了他在几十年的东征西伐的戎马生涯中屠戮甚多之外,可能与他晚年“开缺回籍葬母”后,因功高盖主而遭人腹诽心谤,进而遭到陷害有关,深感“众曲不容直,众枉不容正”的世态炎凉,以至殁于六十六岁时还采用了“疑冢”方式出殡,以免遭秋后算账和”追废”。 
前些年笔者曾读到过原阆中县委宣传部长、南下老干部张鹏远(后调任南充教育学院副院长)在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1952年初,县委指示我与段连富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到锦屏乡(现江南镇)开展农村建党工作试点(同时还要抓好建团工作)。
闲暇之余,我们曾参观了县内颇有名望的马园(据说马家祖上出了一个叫马德昭的将军,清朝同治年间曾镇守潼关)。该园占地积广大,建筑古朴典雅(墓地里还立了两排大型的石人石马),在周围破旧不堪的农家茅屋的对比下,更显得古色古香、卓尔不群。
在参观神龛时,我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帛卷,打开一看,竟然是一道圣旨:金色缎面、蓝色墨迹、满汉双文、字体端庄、笔力浑厚。意外的发现,让我们欣喜不已、细细端详,后来将它转交于县文化馆保存。”
在《重修临江楼碑》文中,留下了诸如马德昭的最高官阶为甘肃提督(按:过去传闻是“陕甘提督”),还有他的仕途亨达是自咸丰二年(1852)开始“叠次擢升”,因感恩神灵默佑,也正是在这期间才确定完成家父遗训,培修楼庙河堤。
前几年,有人曾在西门河堤捡回一块硖石残碑作磨刀用,上面竟有“西蜀自明”的落款和两方印模,可见,碑中所述”善事之成由于善念,善念诚笃福自随焉” 实不相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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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楼在最后一次重建中,除了本地的文武官员、閤郡绅士、铺户船商纷纷解囊捐资外,还得到了远在几百公里外的甘肃省文县碧口镇紫云宫会首的相助,由此也可管窥到嘉陵江作为当时出入川渝的重要水上交通线,与上游省外一些重要物资集散地的密切联系。
而今,临江楼早已荡然无存。据常年居住在南津关的老人们讲,临江楼就在临江寺内,后来还一度改设为保国民学校,他们早年还在哪里接受过启蒙教育。现在除民国十五年(1926)《阆中县志 . 古迹志一》中有所提及“临江楼,在县城南津关江岸,张烈文侯祠侧” 之外,唯有这通古碑还留下了诸多真实的记录和想象的空间…….
原标题《读<重修临江楼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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