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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目的的考古发掘,将昔日已成定论的“古城有二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改写为这里的“人类活动已有四千六百年至五千年左右”
。这,就是近年我市一次最重大的人文历史发现。 2016年夏,由四川省考古院、阆中市文管部门联合组成的阆中市灵山遗址考古发掘队,陆续发掘出土了一百多件打制石器和陶器。其中在山顶南边发掘现场还出土了一通砂岩石的长方形残碑,平顶,右端抹角,高118厘米,残宽29-36厘米,厚5厘米。言创修寺院者其善甚大,培补□□者其功匪浅,如我境灵山寺者,孤峰特立,洵乎/阆苑仙源,实为我境之保障,亦足以动行人之观瞻,登跻其间,善哉,佳景多多益善,/乐而忘反(返)。现有棋盘西迹,顶有¨¨不干,遥看郡城万¨(灯?),俯察东西两川,观其岩险,/四关可算为首,仰其崔(?)峨,五岳亦可以比肩。举凡高人逸士,孰不仰止赞叹呤赋诗/篇,然神恩赫濯,菩萨甚多,屋(?)结黎庶以年丰菽禾素锡士,予以发甲登科,因龙衡地,/¨风雨漂泼,瓦角参差,庙貌萎坏,下民、弟子,眼见不忍,伤¨之何所以,首事鸠领,商/同募化,以成其浩大功果,墙壁辉煌,画栋神圣,穿金改容,士庶乐捐,众姓喜从,凡施/金赀,轻重记功。兹今告竣,监石垂铭,以彰后世,千秋不冺。是为序。残碑内容虽为培补寺庙时的功德碑,但缺失了准确的年代信息。从行文用语特别是对碑文落款人的姓名,经居住在灵山北边山脚下张氏族人后裔辨识推断,立碑时间应不晚于清中期。仔细品读碑文,该灵山寺(按:当地百姓习惯性称其为“大庙”),始建于何时、供奉何方神仙或菩萨,均不得而知,但文中称其“洵乎阆苑仙源,实为我境之保障”,足见其历史非常悠久,且与道教有很深的渊源。一般而言,古时称“庙”的地方大多奉祀的是神仙供人祭祀和祈祷;而“寺”则以供奉佛像为主,且多为释家弟子修炼之场所,虽然后来很多地方一度时期儒道释三教合一,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了,但这里称之为“大庙”,也许更符合其最初的原貌。关于灵山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到成书年代不详的《周地图》:“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登此,因名灵山。山东南隅有玉女捣练石。顶有泉,常清冽,洞穴悬绝,微有一小径通”。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的《环宇记》中也写道:“仙穴山,在县东北十里”。“天宝六年(747),敕改为仙穴山”。被后人称之为“考蜀事者必备之书”的晚明地理著作《蜀中广记·卷二十四·蜀中名胜记》也引经据典称:“《志》(按:指《名山志》云:‘一峰峭拔,介宋江、嘉陵之间,上有鳖灵墓’”。这次的灵山考古发掘把阆中过去习惯的二千三百年古城重新定义为“古城建制已有二千三年多年”。在有限发掘范围中已出土的一百多件器物---特别是其中有一件祭祀月星的三孔玉器,无可争辩地证明早在五千年前后,灵山上就有了人类的祭祀活动。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的观念,这里的祭祀活动绝非本地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可以同日而语的,由此也正好应证了原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张钰哲在《彝族天文学史》序言中所称:“四川省阆中县的灵台遗址,便是······先民建立的天文台。”虽然此次发掘出有文字的实物,仅有清中期的这通残碑问世,但结合过去的文献记载,灵山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不仅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也是一次可以改写本地历史的“文化类型”。它是“嘉陵江干流地层最丰富,出土遗迹和遗物最多的遗址,填补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空白,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该地区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时空框架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资料”。(《阆中灵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充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阆中市文物局编著
文物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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