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接收和救助战区流亡青少年学生，从当年12月开始，国民政府教育部着手筹建国立中学，先后在河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设立了39所中学，以继续开展中等教育，延续中华民族文化根基。
最早成立的国立中学都是以学校内迁到某省的地名来冠名，从1939年8月起，改为按学校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以数字命名。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当时建有国立二中、四中、六中、九中、十二中、十五中、十六中、十七中、十八中、合江国立女子中学、綦江国立华侨二中共11所国立中学，占全国国立中学总数的28％。
1938年3月，“国立陕西中学”在陕西安康成立，5月1日正式开学，胡子恒为校长；12月，教育部改派顾兆麟任代理校长。学校主要接收察哈尔省（建国后并入河北、山西）、绥远省(今内蒙中部、南部地区)和山西省等沦陷区和战区的流亡学生，同时接收一部分其他省市的流亡学生。1939年4月，陕西中学改名为“国立第四中学校”(以下简称“国立四中”)，同时改师范班为第一分校、初中班为第二分校。
学校成立半年后，因生员激增，出现了教学设备不足的问题；随着难民不断流入，过往军队频繁，造成生活供应困难。同时安康地区春荒连着夏荒，致使粮食、蔬菜和副食品供给十分紧张，学生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已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1939年夏天，安康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蝗灾。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蝗虫来袭时，至为可怕，迄今回忆，仍好像世界末日之来临，农田庄稼被席卷一空，连房顶上的青草都被吃光。教育部乃指示当时之第二任校长张志广先生，将学校迁往四川阆中。”
阆中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军事文化重镇，国民政府将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巴山警备司令部设于阆中，因此阆中被选为国立四中南迁的理想之地。
从1939年9月开始，国立四中全体师生溯汉江、越秦岭、跨剑门，披星戴月，餐风露宿，行程近3000里，于10月抵达远离炮火的川北重镇阆中。在阆中锦屏书院古老的大门上，挂出“国立第四中学校”吊牌。内迁的国立四中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将锦屏书院的保属联中（阆中城东郊的东园）校址作为校本部，第一分校设在县城西边阎家丝厂(今市区双栅子街)，第二分校设在距县城15千米的陈家沟陈家大院(今五马乡)。来自全国各地的1800多名师生不仅为古城增添了生气与活力，也使阆中滞窒压抑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勃勃生机。
1940年12月，教育部改派刘伯衡任国立四中校长。1941年3月，第一，二分校合并为初中部；1942年3月，师范班学生被并入“国立梓潼师范学校”，于是这部分学生告别阆中前往梓潼就学。同年9月，刘伯衡辞去校长职务，教育部派魏孝亭任校长。1943年秋，国立四中应地方政府要求，增设蚕桑班，为当地培养蚕桑技术员和管理员。1944年3月，教育部改派黄怀信任国立四中校长。
当时国立四中实行军事管理，整个教育工作及各科教学都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为原则，特别注意唤起学生的民族意识，激发抗战精神，培养抗战自卫等必须的应用知识技能。学校增设了“战时常识”课，高中男生普遍进行军事训练，女生学习“军事看护”；语文科多选学古今民族英雄救国志士之言行、传记，以及激发爱国情绪之诗歌、故事和重要时事等文章。
阆中虽然属于大后方，但学习环境并不安宁。1941年7月至8月，日寇先后出动飞机66架次，对阆中进行了4次轰炸。共炸死217人，轻重伤320人。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国立四中有时不得不把课堂临时设在郊外的树林里。
当时一本教科书往往是一届生用了传给二届生，再传给三届生……有些学科甚至连课本也没有，学生只能手抄讲义。晚上校舍一片漆黑，只有教室中闪烁着微弱的灯光，那是学生自习课点亮的菜油灯。
抗战时期，国力极端困乏，国民政府在十分拮据的战时财政状况下，只能对国立中学的学生实行低标准的公费教育制度。伙食标准为初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一升糙米(折合31市斤粗粮)，高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三升糙米，另有少许菜金，一个月能吃上一次猪肉。由于战乱，教育部供应给学生的口粮常常接济不上，每天两稀一干，实难果腹，学生每天饥肠辘辘。
1939至1942年，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出任“川康建设期成会”阆中办事处主任，期间曾致信国民党阆中县政府县长萧毅安，要求解决国立四中粮食及生活用品等问题。而当时阆中一些企业、商贾、绅土亦为学校提供了许多捐助，使学生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由于战乱，使这些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学生朝夕相处，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同心同德；他们追求新知，探索真理，磨练意志，精神生活非常充实；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大家以顽强的毅力笑对清贫，体恤时艰，共赴国难。
当国立四中还在陕西安康时，地下党组织就于1939年春在学校建立，由学生党员赵琪担任党支部书记。随后，学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此后，众多的民先队员紧紧地围绕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周围，成为学校抗日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
学校迁到阆中后，党支部书记改由师范班学生郑华明(后更名郑祖漠)担任，党员有杭觉黎、张汉俊、党根祥等人。是时中共阆中县委指派县立中学党组织负责人蒲瑞星与国立四中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1941年1月，蒲瑞星被捕，国立四中党支部与中共阆中县委失去联系。接着，支部书记郑华明和部分党员转学或毕业后陆续离开学校，共产党组织在校内的活动也即中止。
虽然国立四中的地下党组织存在时间不长，组织也未发展壮大，但是对学校抗日民主力量的形成和发展，对“民先队”和“读书会”等学生抗日组织的成立与活动，都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国立四中的师生来自沦陷区或战区，大家深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对抗日救亡运动特别热情。
同学们在学校党支部及党员教师张臻一、杜若凡等进步教师的带领和具体指导下，不顾功课繁重、生活贫苦，在完成教学任务后，利用课余时间成立文学社、木刻社，出壁报、办刊物，进行抗战文学艺术创作和宣传；更多的同学加入了“冲锋号”话剧团、“隆格隆”国乐队、“北辰”歌咏队，他们排演进步话剧，到街头举行文艺演出，高唱抗战歌曲，既传播进步思想，激发热爱民主和抗日爱国的热情，又使校园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1940年春天，学校发起了为前方抗日将士募捐寒衣活动，学校刚建不久的文艺组织到街头、下场镇，开展义演募捐活动，仅第一个月就募集捐款800多元；1941年黄河泛滥，河南遭受严重水灾，全校师生再次上街义演募捐，募集款项全部用于支援灾区。
国立四中的抗日民主力量始终以中国共产党在学校的地下组织为核心，以广大爱国师生和爱国群众团体为基础，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奉献了智慧和力量。
国立四中“读书会”是由学校地下党组织发起和成立的学生团体，始终处于半公开、半秘密状态。初期成员有郑华明、杭觉黎、魏文华、魏民宪、程云(女)等，后来发展到40多人，下分3个学习小组。其成员除共产党员外，多为民先队员和爱国进步学生。
“读书会”定期开展读书活动，学习革命理论，培养革命情操，联络和发展革命力量。主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书刊，传阅陕北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新书和刊物。1941年，由于学校地下党组织受到威胁，加之部分党员、民先队员先后离校，“读书会”停止活动。但留在学校的读书会成员仍然是学校传播革命理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国立四中师生深刻认识到强身健体是振奋民族精神的必要条件，尽管生活艰苦，但为洗刷“东亚病夫”耻辱，成立了全校性的体育联队，各年级、班级也建有球队，开展了篮球、排球、棒球、足球、垒球、乒乓球等10多项体育活动，还有自由组织的嘉陵江游泳队，使整个学校的体育活动生机勃勃。
学校联队中的“阿米巴篮球队”“北极星排球队”“爆破垒球队”等，都是驰名校内外的劲旅；由学生自由结合的“尖尖球队”“八艺球队”“七雄球队”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学校球队经常与阆中驻军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巴山警备司令部(潘文华部)的“潘字球队”及“文字球队”进行比赛，切磋球艺，建立了良好关系。
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大大增强了师生的体质，精神面貌因之焕然一新。后来从学校走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人献身体育事业，并有所建树。
国立四中学生都是热血青年，他们时刻不忘雪国家之耻、民族之恨，在祖国遭到日军蹂躏时，有的再也抑制不住长期积压在胸中的愤怒，干脆弃学从戎，投身于抗日前线；有的毅然辍学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
民先队员唐增孝、赵运、周生茂、石恒林等学生弃学赴重庆，经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帮助，转赴鄂西、冀中抗日游击区；由于长途跋涉，异常艰苦，唐增孝病死途中。爱国学生郭重光、廖培华(女)北上出川奔赴延安未遂，于是转入河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1944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政府为了储备力量，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从军，以组建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是时国立四中学生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参军报国。当从军的学生乘船启程时，老校长黄怀信率全校师生在嘉陵江边与出征学生依依惜别；他在为同学们祝酒壮行时，挥泪醉倒在白塔湾，那场面令许多阆中人为之动容。至当年底，该校共有96名男女学生参军，成为中国青年远征军坦克兵、汽车兵、通讯兵或伞兵。后来李秉文等部分学生牺牲在反攻缅北、滇西的对日作战中。
同年11月，日军打到贵州独山，全国震动。学校遂发起组织了“女青年抗日救护队”，党员学生卫玉玲等一批女学生从阆中来到重庆，接受救护学习后，正欲奔赴抗日前线时,侵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了。于是她们转赴冀中，参加了最后的抗日游击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沦陷区从日本手中收回，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国立中学师生迫切要求返回家乡；1946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中学复员办法》，要求国立中学全部在当年秋季以前复员，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或《转学证书》，并发给返乡路费。
国立四中正式撤销后，省立阆中中学迁入该校址。原学校师生员工在自愿原则下，大部分返回原籍就读或就业，一部分学生就地转人阆中中学就读。从此这所经历了8个年头的流亡学校，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国立四中成立8年，在阆中度过了7个春秋，阆中人将该校视为当地最高学府，ー直尊称为“四中大学”。
8年不过是历史瞬间，然而对于流亡异乡的师生来说，却是漫长而令人难忘的。虽然国立四中已成为历史，但她的生命、她的活力、她的英姿，并没有随校史的结束和岁月的流逝而消失，而是产生着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国立四中曾经聚集了国内许多优秀教师，他们品格高尚，知识渊博，思想进步，教学出色；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们呕心沥血，言传身教，以满腔热忱投身于教书育人的课堂，形成了战时艰苦奋斗的作风，使教学水平在恶劣的环境中得到超常发挥的同时，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创造了在残酷战争环境下教育的传奇，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影响特殊的篇章。
8年时间，国立四中相继招收学生共3200余人，历年培养高中毕业生798人、初中毕业生861人，还培养了一批小学教员和蚕桑技术人员。学生经过反侵略、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磨练，大多数人成为重要的革命力量，有的后来成为党、政、军、学界领导干部。
如四川大学原教授张鼎铭、西南民族学院党委原书记张汉诚、中央党校二部原主任姬也力，南京艺术学院原教授、知名画家李畹及画家哈琼文、书法家赵蕴玉、浙江省委原书记李泽民、四川省原省长肖秧、台湾铁路局原局长张寿岑、台湾教育家邓玉祥、著名爱国人土孔震生、美国共和党终身参议员童道章等等，都是原国立四中的学生。
国立四中撤销后，师生们继续发扬当年学校的校训和精神，始终不渝地为社会发展、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奉献余热，作出贡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遍布国内外的国立四中校友还相互联络，有的来到阆中寻觅母校遗迹。这些历经磨难的耄耋老人们，在他们当年学习生活过的地方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动情地唱起“锦屏苍苍，嘉陵泱泱，大哉吾校，山高水长”的校歌，缅怀70多年前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他们感恩阆中人民哺育之情，有多位校友先后重返阆中，以己之专业技术支援阆中建设，为阆中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在如今阆中锦屏书院内，专门建有“国立四中”校史陈列馆。现阆中市东风中学，就是在原国立四中校址上建立的；书写着国立四中校训“学习”“奋斗”的两扇红色大木门、原学生宿舍、阅览室等老建筑，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
在当年的峥嶸岁月里，国立四中有力地推动了阆中抗日救亡运动及和平民主运动的开展，推动了阆中文化科学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在阆中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在今天依然散发着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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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10 14:21:32
